有没有看过一本书、一句话或者经历过一件事之后就顿悟了，有什么分享？

前几天看了这么一句话:如果你有办法了，别人就拿你没办法了，当我看到这句话时，正处在一件事情的困扰中，无法自拔，刚一看到这句话时，也有些气恼，心想:我就是没办法，才想到有人说书中有答案，这才来找的，找来找去，找的这是什么呀！如果有办法了，不是就出来了吗？

前几天看了这么一句话:如果你有办法了，别人就拿你没办法了。

当我看到这句话时，正处在一件事情的困扰中，无法自拔。刚一看到这句话时，也有些气恼。心想:我就是没办法，才想到有人说书中有答案，这才来找的，找来找去，找的这是什么呀！

可转眼一想，也是啊:不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才使的别人可以任意肆为吗？如果我有办法制住了别人，那别人还怎么胡乱弹琴！

你们说是不是？

所以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困境中，不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困境中出来吗？如果有办法了，不是就出来了吗？不是就不困了吗！

那我们为什么还不费尽心思，想摆脱困境的办法，还在困境中痛苦的煎熬自己呢？

我们煎熬的越厉害，越出不来！反而是我们先别煎熬了，努力想办法解决使我们煎熬的原因。当这个原因解决了的时候，我们不就不用煎熬了吗？

所以，我觉的:如果你有办法了，别人就拿你没办法了。这话是我有了顿悟。

近期，细细品读了“商鞅变法” ，得到几点感触，记录以备参考。

　　一、徙木立信、取信于民。 商鞅变法，其中有一段“商鞅变法令既具，未布，恐民之不信己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“能徙者予五十金。”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，以明不欺。卒下商鞅变法令，令行于民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 ”它的意思是：“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，但没有公布。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，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，告示：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，就给他十金。百姓们感到奇怪，没有人敢来搬动。商鞅又出示布告说：“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金。”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，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，以表明他说到做到。接着商鞅下令变法，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。”小的时候，我们上学也在历史上学了这一篇，当时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故事来看，现在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。1、民众的观望情绪。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，企业管理中，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情况，要想推行一件事，一项改革，一个制度，大家发表意见的多，分析的多，但是付诸行动的少，总是想等等看，有了十足的把握才敢去干，但这时候，机会却流失了。而在推行下一个改革时，仍旧会重走走过的老路，依旧是“说得多，做的少”，在大多数的时候，人们采取了最稳妥的、最没有风险的办法，观望。2、社会的诚信体系。为什么会出现第一点讲到的情况呢？我想，原因有3个，（1）人们一般不愿意改变现状，能保持现有的就不错了；（2）对改革的前途不明朗，没有看到改革的实际利益；（3）对改革的实际效果心存疑惑，大家更愿意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和得到的，而不是描述的愿景。这里面存在着社会诚信力的问题，如何让民众相信，相信改革和付诸努力能够“惠及于民”，是至关重要的，而这一项诚信体系的建设需要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，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、不断巩固的过程，是一个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的构建过程。取信于民需要付出让大家信服的努力，王安石认为：自古驱民在信诚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。资治通鉴中说：“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，民保于信。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邻，善为国者不欺其民，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：欺其邻国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离心，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，所获不能补其所亡，岂不哀哉！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，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，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，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。此四君者，道非粹白，而商君尤称刻薄，又处战攻之世，天下趋于诈力，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，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！”虽说商鞅刻薄，所谓“乱世用重典”本也无可厚非，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。3、改革变法的决心。改革者的决心是至关重要的，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，是真心实施还是做做样子，都需要做出能够让大家相信的事。（1）改革者自己要有决心；（2）上级必须支持；（3）让更多的人有决心；（4）办出让大家增强决心的事。（5）要舍得集中资源去树立大家的决心。商鞅变法变法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。

二、奖励军功，驱农归战。“商鞅变法”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奖励军功，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。为鼓励秦人勇猛作战，商鞅规定国家的爵位按将士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。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，赏给爵一级。愿做官的，任以年俸50石的官职。官爵的提升与斩首级数相称。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（从低到高）：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 19关内侯 20列侯 。各级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。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，田一顷，宅九亩，服劳役的“庶子”一人。爵位越高，相应的政治、经济特权越大。如升到“五大夫”时，赏赐给300户人家的税地。爵位在“五大夫”以上，除享有600户人家的租税供他食用外，还有权收养宾客。宗室、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，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，不能享受贵族特权。有爵位的人，犯了法，还可以减免，“爵自二级以上，有刑罪则贬，爵自一级以下，有刑罪则已。这一制度好处有三：1、激励制度政策透明，公开性强。“二十等军功爵制”严格按照将士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，官爵的提升与斩首级数相称。官职和待遇的获得一律取决于军功，使过去的旧贵族，虽是国君的宗室族人，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。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制度，并且只有这条途径可以提升。2、激励制度利出一孔，目标感强。《管子·国蓄》：“利出于一孔者，其国无敌。”《商君书·弱民》：“利出一孔，则国多物。”《新唐书·柳冲传》为国之道，一孔者王，二孔者强，三孔者弱，四孔者亡。人人都有目标，人人都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，人人都知道实现这个目标给自己带来的利益。3、激励制度驱农归战，激励性强。国家设定了目标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任何去具体地实现这个目标，其驱动力和激励作用是发自秦人内心的，这股力量将会汇聚成巨大的洪流，滚滚向前，难以阻挡。

三、有令必行，维护制度。1、不畏权贵。太子犯法，商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，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。秦孝公十六年（公元前346年），太傅公子虔复犯法，商鞅施以割鼻之刑。变法日久，秦民大悦。秦国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这样做使大家都能够看到和感受到制度的严格，大幅度降低“以身试法”的人数，增加知法守法的意识。2、实行连坐法。颁布法津，制定连坐法，商鞅把李悝制定的《法经》带到秦国，加以公布实行。并把“法” 改为“律”，增加了连坐法，从而把秦献公时实行的什伍制变成相互监督纠发的连坐制。商鞅的法律规定什伍间要“相牧司连坐”，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发。若不揭发，则十家连坐。 受到连坐的罪十分重。商鞅制定的法律规定：不揭发检举的“腰斩”，检举揭发的同斩敌人首级一样受到赏赐，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。降敌罪的惩罚是本人斩首，全家罚为刑徒作苦役。从而通过相互检举揭发把社会构建成一张网，使违法行为难以藏身。3、效果显著。《史记秦本纪》说：秦孝公三年“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，孝公善之。甘龙、杜挚等弗然，相与争之，卒用鞅法，百姓苦之。居三年，百姓便之，乃拜为左庶长。”一项法令在推行之初，人们都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，认识的过程，观望的过程，所以新法推行初期，犯法者多，但是在强行推行一段时间以后，它的效果就会显现。

四、重农抑末，发展生产。1、重农抑商，奖励耕织，特别奖励垦荒。商鞅把李悝“尽地力之教”的措施带到秦国，在社会生产中，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。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、荒地多的特点，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，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。规定：“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；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拏”（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，生产粮食布帛多的，免除其本身的徭役；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，连同妻子、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）。“本业”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。"末利"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淫巧、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。商鞅并不一般地反对工商业，在《商君书》的《去强》和《弱民》篇中，都称“农、商、官”为“国之常官”。“常官”是指国家固有的正常职业分工。他所反对的是商业中的“虱官”，即贩卖华丽、好玩的物品，即被他称为“美”、“好”的这两种“虱官”，也就是“末利”。“末利”并不是指一般的商业和手工业。这样就明确了发展的重点，明确什么是本。2、推行分家立户。商鞅为了发展农业生产，除制定"复其身"的奖励措施外，还规定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，必须分家，各立户头，否则就要出加倍的赋税和劳役，以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。把大家庭分割成小家庭，成为户头的成年男子就不能再在大家庭的掩护下，游手好闲。户主为了不被"举以为收孥"，就只有努力耕织。这就划小了税收的核算单位，增加了税收，使国家变得富强。在经营上是增加了创收单位，增加了市场开发主体。3、制定政策，引进人口。商鞅发展秦国农业生产的另一个措施是招徕地少人多的“三晋”之民，来秦国垦荒，为此他制定“徕民”政策。他用法令规定：三晋（韩、赵、魏三国）民众来秦国定居，就有地有房，三代免除徭役，不用参加战争。垦荒的特别优待，10年不交纳赋税。“令故秦兵，新民给刍食”，让秦国人当兵打仗，新来的人种田解决粮食问题，从而使秦国的兵源和粮食问题都得到解决。

五、建立县制，加强集权。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，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。建立郡县制，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。这样，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。

六、当时立法，因事制礼。公元前359年，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，旧贵族代表甘龙、杜挚起来反对变法。他们认为“利不百不变法，功不十不易器。”“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”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”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，故汤武不循礼而王，夏殷不易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。”从而主张“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”(《商君书·更法篇》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。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“法古”“循礼”的复古主张，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。这是改革者的理论勇气和政治魄力。适合的就是最好的。

七、谋国失命，秦人不怜。1、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，设连坐之法，制定严厉的法律，增加肉刑、大辟，有凿顶、抽肋、镬烹之刑。2、军功爵制度，造成秦国贵族多怨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”。3、得罪太子。孝公卒后，太子秦惠王立。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，告商鞅有谋反企图，派官吏逮捕他。商鞅打算逃入魏国，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，故拒不接纳。商鞅不得已而归秦，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（今陕西华县），兵败被杀。尸体带回都城遭惠王车裂，并灭其族。商鞅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，焚烧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，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，都曾产生多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。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，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“秦人不怜”。商鞅的做法，但历来改革都要付出代价，他在秦孝公时谋国不谋身，但秦孝公死后，原先得罪过的权贵卷土重来，商鞅自身难保就在所难免。同时商鞅变法在他失势逃亡时感触最深，典故“作法自受”，讲的透彻，秦孝公去世后，旧贵族挑拨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。商鞅听到消息，立即逃跑。他找到一家客店准备住宿，店主不知他是商鞅，对他说：“商鞅定下规矩，留住没有凭证的人，我要受‘连坐’的处罚，可怜的商鞅惨死在自己制定的规定下。”但也正说明变法已经深入人心。

　　商鞅虽死，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，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，为后来秦灭六国，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